Chinese Translation of FI Opposition Platform Document: 第四国际反对派宣言： 让我们把握机会，建立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国际

米曦乐  译

姬恒革  校

按：第四国际反对派（Fourth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Platform）在2017年2月初成立，此文件事实上是第四国际反对派的纲领文件。该文件准备提交2017年2月召开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会议讨论。该文件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第四国际反对派关于第四国际的境遇、当前局势、工人阶级在当前的作用等问题上的看法，并主张明确制订当前的过渡纲领，反对第四国际目前领导层提出的“广泛性政党”战略，而主张代之以建立继承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党和国际。在此译出此文件供中国同志讨论。

一、第四国际目前的境遇

1、“广泛性政党”政策：危机下的“革命资产损益表”

第四国际领导层将“建立革命党”这一目标替代为 “建立广泛性政党（broad party）”。适逢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有人问道：“革命必须要有先锋党”这个原则过时了吗？我们认为，没有过时。在刚过去的几次世界代表大会中，第四国际领导层明确着眼于建设“广泛性”政党，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纲领和战略界限。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大量的失败。在西班牙，“反资本主义者”（ Anticapitalistas，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译按）准备与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近年冒起的“我们可以党”的领袖——译按）形成联合多数派，从而逐渐接受明确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谋求执政的官僚领导层。为了获得选举或主流媒体的影响，他们要我们牺牲自己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经验被拥护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第四国际希腊支部因拒绝支持它而被国际内有些人指责为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ary）。激进左翼联盟成为了这段时间的模范党派，但这等同于一场灾难。激进左翼联盟及其政府被称作"反紧缩"（anti-austerity）的政党和政府，但它已表明自己的身份：一部反对工人和人民的破坏性机器。几十年以来，我们看到过的最严重的压迫是由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反对青年和工人阶级的冲击。

但这些只是一系列的灾难中的两个例子，并且这些灾难没有被认真分析以助于做出总结。失败的列表还很长：在巴西，（前）第四国际支部参加了卢拉（Lula）政府；在意大利，第四国际同志在议会中支持普罗迪（Prodi）政府的组建并投票赞成战争预算；在葡萄牙，第四国际支部最近支持了社会党（SP）政府的议程。所有这些失败的共同特征是，因在资本主义管理框架内支持政治力量或政府行动，而导致了第四国际各支部的错位和混乱。

建立“广泛性政党”而非革命政党的政策事实上导致将我们自己的力量溶入了改良主义的联盟。的确，何必要在没有树立起革命共产主义的纲领之时来建设一个革命派别呢？这种情况真是令人警醒。多年来，我们目睹了第四国际支部的消失、解散或加速妥协、变质。当我们支持一个附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时；或支持一个与工人运动没有任何关联特质的人，像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时，我们不仅不能坚持阶级独立的原则，也不能最大程度提升我们的社会阶级独立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能力。

2、“新形势、 新纲领……”还是树立革命与革命共产主义纲领的现实意义？

尽管多年来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为什么第四国际领导层仍固执地奉行此政策？因为，它隐秘地放弃了对革命现实意义的言说，把它看作是在遥远的将来去完成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对我们十分不利，以至于当前的任务是基于被压迫者反统治阶级进攻的斗争，重建基本的阶级意识。在此无需革命指南，无需为组织战斗而提出过渡纲领，更无需共产主义纲领。对他们而言，重新集结所有那些准备抵抗的人、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慢慢积累经验和实力，并等待更好的时机就足够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适当的工具就是“广泛性政党”。

这成为与各种社会力量——甚至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改良主义者——结盟的理由。他们期待形成一种没有共产主义纲领基础也没有工人阶级社会基础的力量。

然而地中海南部的革命进程（指2011年开始的名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众起义——译按）和希腊的局势证明了革命纲领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不断上升和更为激进的阶级矛盾呼唤着革命。难道不是绝对有必要来取消债务，实现银行和经济中关键部门的国有化并将其置于工人监督之下吗？这些要求不应只保留在对俄国革命史著作的深思中。希腊支部试图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实施这种革命政策，但并未得到第四国际领导层的支持。这种革命政策当然意味着反对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的政治斗争。但那场确切的战斗并没有打响。以“新纲领”和“新政党”要适应“新局势”为名，第四国际领导层直到第11小时（此指2015年6月22日齐普拉斯政府提出新紧缩政策以寻求欧盟财政援助之事——校按）还在支持支持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引用自2015年8月第四国际的宣言）。希腊的例子极有教育意义。它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改良主义都不可能成为一种解决方案。不仅由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政府被证明是最苛刻的资产阶级政府之一，而且仅用大约一年时间，激进左翼联盟自己就完全从左翼改良主义蜕化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希腊人党（ANEL）联合组阁、——那些后来分裂出来组成人民团结党(Popular Unity)、现在被第四国际领导层支持的人一直都没反对此事——来自两大主要资产阶级政党新民主党（ND）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的许多前政治和行政人员的加入，及绝大多数青年与积极分子的离心，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激进左翼联盟党。

这是企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处理危机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共同命运，无论这些党的领导层的意愿如何。这是一个第四国际领导层从来没有得出的结论。相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齐普拉斯因不明原因而“投降”（capitulation），而剥离了任何阶级内涵。最后，实际结果是第四国际的领导层渴望重蹈覆辙。他们继续通过西班牙支部多数派去结盟，去适应伊格莱西亚斯今天的政策。

3、积极分子的缺乏和一系列民主问题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会议现在已经衰退到只辩论而不分析实际结果了。辩论在继续，却没有确定或计划任何国际协调性的运动。然而，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同志领导着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理论讨论必须得自实践：各支部的“革命资产损益表”应当为讨论提供教益。思想交锋应产生出明确的共同任务。

在国际范围内，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政治和物质的相互支持，我们的组织是不可能在各国有所发展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际不能再是一个讨论俱乐部了；它必须是革命行动的工具。处理全球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思考我们在每个国家遇到的问题，并齐心协力解决之——这才是一个“世界党”应该做的事情。建立这样一个国际党，至少朝着那个方向步步迈进，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最近，西班牙支部“反资本主义者”的多数派开除少数派的行动——少数派在上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得到了20%的支持率,并且现在组建为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IZAR）——揭示了一个严重的民主问题。第四国际领导层拒绝对西班牙支部多数派路线作任何批评。更糟糕的是，他们以支部具有否决权为借口不许西班牙少数派参与国际委员会：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工人民主原则。这个原则包括被开除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条原则甚至存在于许多改良主义组织中。

但对于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同志们来说它并不存在。所以支部内的多数派可以任意开除少数派，不给任何上诉的机会。幸运的是，法国支部多数派的同志们和新反资本主义党（NPA）不持这种对待政治分歧的独裁观点，也没有对少数派采取这种行动！我们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派（SA-Canada）的同志也是这种开除行为的受害者。当然这些开除行为的背后自有其政治逻辑。当有同志不同意领导层的政策时，基本的民主规则就会被束之高阁。

同时，正如发生在希腊的那样，第四国际领导人乐于与第四国际以外的团体一起工作，却对自己支部施加压力，将其隔离。第四国际领导层经常称我们的国际为是“最民主”的国际倾向。但事实上，面对因政治分歧造成的分裂，国际社会主义倾向(IST)的西班牙组织和国际工人联盟（IWL）的巴西组织在维持与那些分裂出去的团体的关系时，显得更为开放。

我们不得不去绘制多数派的“革命资产损益表”了：这些亏损源自他们在2010年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上倡导的政策。这次国际委员会会议必须订好下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并启动相关讨论。下次世界代表大会必须在2018年召开。

二、革命力量和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壮大的机会

我们不像第四国际领导层那样欣赏当前的局势。纵然现在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猛烈，但这会走向它的对立面，并为我们提供革命共产主义者声望渐涨并获得力量的可能性。

1、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危机根源

资本家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共同发生，导致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旷日持久的危机。为了将利润率维持在原来的水平，资本家被迫颠覆了以往的统治模式，这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这是当前的资本主义压迫的含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度在上升，军事干涉在增加。难民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每一个主要国家的政府都公开鼓励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野蛮已不只是预测中可能的将来了;它已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现实。

2、传统领导层和“新改良主义”（new reformism）——适应当前的资本主义压迫

远离了资本主义战斗前线的传统工人运动领导人正在适应目前的资本主义压迫。社会民主党完全被整合到了国家机器里，源自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妥协于本国资产阶级的政策。

社会民主党与工党的大规模退却不只发生于欧洲。全世界到处如此。例如在加拿大，与工会相联系的新民主党(NDP)领导承诺，在2015年10月联邦选举中，无论如何都要“平衡预算”。这项政策的实施将防止新民主党政府扭转之前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多数严厉的紧缩措施。新民主党的政治默许、工会官僚“战略性投票”的立场和日益增长的工人对紧缩的不满，导致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的胜利。他们仅仅假装比新民主党更左。

至于南美洲所谓的“民粹主义”，他们证明自己没有能力使现状发生任何重要的转变，他们也拒绝同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划清界限。

所谓的“新改良主义”是不断上升的政治自觉和愈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出的一种症状。但是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政策表明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妥协：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他们已准备好亲自执行资产阶级的议程，即便丢光“旧”改良主义者曾掌握的工人阶级基础也在所不惜。

无政府主义者或自治运动成功主导了部分青年反抗活动。我们必须有一项政策去回应这些流派，不排除有时与其中一些人达成策略性协定的可能。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放弃我们比他们激进的领域，同时应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政策会陷入僵局。

3、资本主义体制的慢性不稳定、群众的反抗和政治化

目前的力量对比对我们极为不利。但是群众反抗的浪潮震撼着每一个大陆。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带来了慢性政治不稳定。残酷的资本主义压迫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的衰退。传统左翼在上台后主导的资本主义的攻击，为极右派翼的增长提供了空间。但这远非是大多数工人的意见。然而在这些极右翼流派的选举支持者中，我们仍可以发现大量工人——虽然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如果有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工人阶级反击并赢得重大胜利，我们可以重新赢得暂时被极右翼蛊惑的人的支持。

在大危机背景下，资产阶级压迫的影响不只有一面。它同时也带动了群众抵抗运动和新的政治化。特朗普（Trump）的当选很好地说明了这种两极化。虽然他象征着统治阶级日益反动的政策，但是，在美国这个超级大国里，他是在社会动员日渐增长，人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相比过去几十年也大为提高的情况下当选的。同样，世界范围的社会暴动和集体斗争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在青年和工人阶级的大量人员中，已经有了一种观念：那就是资本主义正在日益腐朽，走向灭亡。大部分时候，斗争中的群众知道他们不再想要什么了，他们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却不知道用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来替换它。但我们不能只把阶级斗争看作对于资产阶级进攻的机械反抗，而应当视之为一种经验的积累，一种重新政治化、组织化的团结过程。

在法国，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起来抗击新《劳动法》；在美国，低工资工人争取15美元/小时最低工资和工会组织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加拿大魁北克，学生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我们也看到，杰里米·柯尔宾（Jeremy Corbyn）在英国工党内的两次胜选重新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在美国也再度举起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反资本主义认识的基础仍然存在。然而这是一个极不均匀而有局限性的过程。敌视社会主义的人正在收获人民不满的果实。但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FIT）在大选中获得大量支持者、南非工会运动的重组，“社会主义”在美国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尽管前两者的经验都有局限），却都表明反资本主义理念可以获得大量追随者。

三、工人阶级始终起着核心作用

怀疑革命存在的现实意义在激进左翼圈内是一种很普遍的观点。它争辩说，新自由主义的猛攻应该已经消灭了全职工作，削弱了工人阶级，以至于工人阶级已不再起核心的作用。

事实上，今天的全球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仅仅在韩国，工人的数量就比卡尔·马克思时全世界的工人数量还要多。我们眼中的工人阶级——即那些不行使管理权的工薪劳动者——现在占全球总人口的近一半；且占工业化水平最高的那些国家人口的80%至90%。

就全球而言，全世界的产业工人数量去从1991年的4.9亿增长到2012年的7.15亿（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工业增长速度甚至快于2004年至2012年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工业部门并没有萎缩，但农业部门确实缩减了，农业从业人口在全球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率从44%下降到32%。

的确，老牌资本主义列强中产业工人阶级的数量下降了，但他们在阶级斗争的作用远不是次要的：法国铁路工人和炼油厂工人在2010年和2016年的大罢工都证明了这一点。服务业的无产阶级化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中创造了新的工薪阶层，他们最近证明了自己的战斗性。例如，2010年和2012年荷兰历史性的清洁工人大罢工，以及美国零售及快餐食品业工人争取最低小时工资15美元的运动和战斗，都反映了这一趋势。

日益增多的兼职工作使得工人阶级不能再领导重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过去，少得多的工作保障和缺乏大工业并没有阻止1871年巴黎公社的工人掌握政权。今天，无论资本主义如何阻挠，工人们已经找到了通向团结的道路。在法国，几十年来人数最多、历时最长的罢工是2009年—2010年的无证移民工人大罢工，它历时10个月，6000多名罢工者（包括1500名短期合同工）参与罢工并组织在一个罢工委员会中。2009年的法属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总罢工体现了工人使受压迫者团结起来以威胁统治精英的能力。

通过重新组织全球工业，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南方国家创造了新的工人阶级，这些国家的潜力在最近的动员中显示出来：自2010年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罢工潮、2015年土耳其布尔萨的大罢工、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激进工会的成立、2016年底韩国的工会运动和要求总统辞职的大罢工。

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选择撇开工会领导层进行斗争。这些斗争最终会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有必要重建世界阶级斗争中工人的领导地位。建立工人运动中的阶级斗争一翼和独立于官方工会的领导层，尤其是建立起一个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罢工委员会，是国际革命的中心任务。工人运动内部的分化和分裂预示着新可能性的开启。例如，在南非，在新工会的创建过程中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简称非国大）的决裂；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的分化，以及劳动法改革运动后对形成阶级斗争的“工人集团”（workers’ block）的讨论。

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那么可知全球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过如此强大的潜力。工人阶级的每个工种在生产机制中的客观权重不同，且不能够发挥相同的作用。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组织工作和吸收新成员的工作中考虑到这个情况。但革命者必须认真对待工人阶级的核心作用，并且加强与此有关的坚实的政治参与。这项任务不应仅由各国支部承担，而应成为国际层面定期讨论的主题。

四、我们的建议

1、建设革命先锋党——列宁主义的当下意义

以下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谈及的党的纪律、以及革命干部党应如何建立的问题（而非斯大林主义丑化的那样）：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见中文马克思主义网络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2004/marxist.org-chinese-lenin-192004-2.htm ──译按）

“没有革命党就没有革命”，这意味着，在革命战术的多样性之外，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和形势建设党。但建设革命的、夺取政权的和共产主义的党仍然是我们的战略目标。

为了建立不仅仅满足于宣布原则内容的革命组织，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赋予纲领原则以生命的干部党，这意味着让我们的每一个成员接受最高水平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在灭亡资本主义和建立另一个社会中发挥作用。但教育必须与我们的激进政治实践相一致。为了废除产生剥削和压迫的制度，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缩小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距离。这距离是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为反对这种“分离”的逻辑，我们自觉地追求革命的美好前景，它与我们在个人生活方面的选择和道路一致。这与个人的沮丧完全相反：这种前景反对由国家、学校和家庭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由我们自由议定的解放与联合。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重组世界，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灭亡基于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另一个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中扎根能起重要作用。此事必须得以系统地讨论并用专门的工具来推动。我们目前主要的“战略前提”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起义性总罢工，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对工人阶级居于核心地位的分析也因此必须立即落实在国际和各支部的实践中。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行业中赢得工人阶级的基础。不仅是每一个支部，而且第四国际本身也必须朝那个方向努力。既要研究理论，也要采集和集中信息。这还意味着我们要系统地发展独立的政治参与来回应我们的阶级。

每一场革命都必须考虑我们要如何同紧缩政策和资本主义父权制作斗争。捍卫我们已有的社会成就并取得新社会成就的唯一方法，仍旧是动员工人阶级和青年。每一项已有的社会成就都是动员的结果。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点。工人和妇女的权利不是在选票箱里获得的，而是通过罢工和动员获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重建阶级意识。要实现此点，最有效的方法依然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并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合、示威、占领、集会、罢工——这些活动仍然是唤起受压迫者的意识的最好工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了议会选举。但我们要将选举从属于动员。在我们的战略中，选举不应成为一个目标，而应该成为一种加强我们阶级的动员以提升阶级意识的方式。工人和青年必须通过斗争来反抗每一种压迫，并将此种斗争与他们的阶级解放斗争连接起来。因此，有必要将青年斗争平台的要素包括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如同工同酬、LGBTQI平权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等。

我们提出的终结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战略前提是，通过一系列不停的动员，使工人认识到，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就必须掌握政权。罢工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促使工人依靠他们自身潜在力量的重要途径。罢工是“阶级斗争的学校”，因为工人阶级可以在罢工时自我组织起来。工人们正是通过冲突产生了反抗资产阶级政策的自主反应和机制。革命者不应忽视现在的斗争，即使它们规模很小。相反，我们必须参与其中。因此，我们需要找到解决我们的不足的办法，即在工人阶级中要有强大的存在，并参与战斗。

一个不优先考虑青年的革命国际注定要消失

青年仍然发挥着策略先锋的作用。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发展的理论至今仍然意义重大。无论是阿拉伯革命的进程，或在拉丁美洲，在墨西哥和智利的动员，或法国反对首次雇用契约法(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 CPE)的动员，及很快极有可能在美国反对特朗普的运动中，我们都能见证这一点。对任何革命组织来说，青年在斗争中的作用永远是最重要的，招募青年显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与这种立场一致，我们重申我们派别理论的、实践的和激进的标志。我们支持青年的自主自治（autonomy），这种自治应服从无产阶级及其历史利益；但组织形式的自治不是独立的（independent），而只是从属于工人运动组织和我们建立的党的自治。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如果有可能，就建立青年革命组织。我们党的青年部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中介。我们也要有针对学生的具体定位。有一部分青年在革命过程中积极参与颠覆体制的活动。因此，国际青年营在这一政策中起着基础作用。但它不应成为一个不允许表达对于第四国际领导层不同意见的空间。上次青年营阻止新反资本主义党（NPA，法国）的青年同志参与的做法显现出令人担忧的理论和实践/政治上的虚弱。不允许四名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IZAR，西班牙）的同志入营讨论也同样令人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参与第四国际的建设15年了。他们不得不在停车场主办他们的讨论会，更有70多名年轻同志想了解、辩论、分享和出席那次讨论会。这些事件是一个可怕的、瘫痪性的宗派主义症状。这其实是错误的教育：年轻的同志们可能会习惯于以维护思想纯洁和反对“派别主义”的斗争为借口，在实践上排斥异己。

在我们提出的社会方案——共产主义和我们试图建立的政党之间不应隔一道万里长城。两者必须一致。我们的党不会是一个共产主义孤岛，因为它是在一个由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社会关系的框架中生存和发展的。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接近我们的目标。当然，这要看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必须遵守民主原则，并且不违背我们反对一切压迫的斗争纲领。但除此之外，它是男女参与者为共产主义斗争，并遵守符合解放原则的关系而自由约定的联合。我们反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各种形式的由资本造成的“隔离”。我们拒绝组织内部各种形式的忌讳，而主张通过辩论和实践的验证，建立起全体同志间纲领性、实践性和战斗性的团结。

2、提出21世纪的过渡纲领

第四国际应提出一系列关键的措施，一种过渡性的方法，从日常的问题和需求出发，把它们与对当权者的质疑和对新社会的渴望联系起来。最终，建立当下斗争间的联系可以导向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支柱的目标。

这个纲领的中心内容应是没收经济中的关键部门。银行业的危机和救市措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来解释和传播银行国有化的必要性。公司破产、大量裁员及如影随形的斗争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发展新的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并解释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中各重要环节的必要性。“不许裁员，工人监督招聘”（No layoffs, for workers’ control over hiring）这个要求体现了一种过渡方法。

化石和矿产资源不是无限的，开采的最大峰值将很快达到。资本主义的结构逻辑总是旨在增加消耗——利用更多的原料和能源。资本主义的目标永远是扩大生产和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环保”的。资本主义破坏环境、灭绝物种。它在摧毁我们的星球。但是，必须再一次强调，没有一贯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没能理解唯一能终结资本主义生态灾难的主体是工人阶级的话，就不会有一贯的生态政策。就我们的社会基础、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方向而言，如果我们同意这种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以上结论。事实上，与其他受压迫者联合的工人阶级是在面对生态大灾难时，唯一有能力实施反资本主义生态过渡的力量。这种过渡将重点放在用绿色的、可持续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与核能，并需要建立全世界的计划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是由帝国主义安排和组织的，帝国主义的利益不受任何人的任何承诺的制约。尽管事实上资本会根据自己的方法和目标，偶尔选择支持某些特定的斗争。

反帝国主义应该是我们宣传和活动的一个中心。我们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干涉行动，并主张撤离所有帝国主义派出的军队。例如，我们声援库尔德人，我们必须指出，帝国主义对像伊斯兰国（ISIS）这样的反动势力的发展，和该区域各国人民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苦难负有主要责任。即便如此，我们仍认为反动势力也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和自主性，我们参加示威来保护库尔德人，同时把我们无条件保卫库尔德人与明确拒绝帝国主义干涉的主张连接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赞同号召大家发起要求我们的政府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的行动。我们必须打破那种以为资产阶级能保卫该地区人民的幻想。

面对我们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在“那是武器，而非炸弹”的问题上产生错觉。丹麦红绿联盟（Red Green Alliance）成员以给库尔德人提供武器为借口，投票赞成战争预算，但他们很快面临第二个步骤，对于丹麦政府和其他一些国家而言，对它与的联盟及（联盟中的）其他成员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丹麦的F-16战机将参战。如今这些战机正协同法国和美国的战机一起轰炸伊拉克。

反叛的工人阶级将不得不面对“自己”国家的国家机构和国际帝国主义机构，如欧盟。“主要的敌人在国内”（The main enemy is at home）指的是我们要同时对抗国际帝国主义联盟和参与其中的“我们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坚决反对任何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替代措施时，我们知道，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政策不符合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要求。

我们明白，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紧缩政策和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不只是在单个国家内发动的斗争。但是如果不打破欧盟和欧洲央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欧洲的金融资本、“欧洲堡垒”的排外政策和反移民政策，那么这场斗争就会成为空谈。向各国资产阶级政权进攻就是要打破欧盟的所有机构。我们要反对欧洲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 欧洲央行(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ECB)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译按）（“the Europe of the Troïka”非通用写法，正规叫法是European Troïka——译按），我们要捍卫国际团结，我们争取欧洲工人和人民的自由的社会主义联盟。

与世界范围内的紧缩政策密不可分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的相应增加。我们几乎每天都目睹着由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及其历史悠久的欧洲帝国同行所发动的饱和轰炸、大屠杀、私人公司或雇佣兵战争、无人机战争、制裁和禁运战争、隐形战争等，还有美国非洲司令部对非洲的重新殖民和掠夺。法帝国主义及其他过去的欧洲殖民列强也是如此，越来越多地介入非洲及其他地区，以维持和扩大他们的利益。

帝国主义野兽不会发动“人道主义战争”，从未有过这样的战争。这个词本身就令革命者厌恶：革命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战争。无条件支持被压迫民族和族群的自决权是一项基本的革命社会主义原则。第四国际必须无条件抵制所有呼吁通过帝国主义援助以击败当地暴君和独裁者的行为。这种“援助”不可避免地带有附加条件：这些条件是致命的悬索，而非任何“良性”或“民主”的援助。

被压迫者的解放只能通过自己独立的群众组织，以及通过克服各种困难条件并及时地来建设列宁主义式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来实现。抵制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干涉是民族解放斗争获得成功和其他所有成就的必要条件。要让被压迫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最好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并有效地挑战本国的资产阶级。

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断的征服战争，第四国际的核心要求应当集中于“立即把军队带回家！”（Bring the Troops Home Now!）“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for all oppressed nations!）

我们捍卫各族群的自决权。但我们不追随任何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即使它来自被压迫民族。在被压迫民族里，我们要在争取自决权的民主斗争和争取无阶级社会的斗争之间寻找平衡。即根据我们的战略，只有在工人阶级自身的领导下，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才会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因此，我们在受压迫民族中争取工人阶级独立于资产阶级。例如，如果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并将被西班牙国家压迫的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斗争会有利于我们阶级的解放。

这个纲领不是想要成为政府施政纲领的选举政纲。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联合动员，由工人政府来掌握政权，通过由我们阶级的动员与所有被压迫者联合起来产生的自我组织机构来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3、建设一个革命的国际

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应树立一个目标，建设一个战斗性的国际，一个能够在国际范围内领导并协调运动的组织。即使其力量弱小，但以数个国家为基础，在协调中行动的组织也能够扩大其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我们的国际必须重新开始讨论关于革命共产主义的纲领，以反映21世纪的资本主义现实，而不是坚持脱离政治实践的支离破碎的理论讨论。

单靠我们自己无法形成革命共产主义的国际。我们必须根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与源自不同传统的革命者达成协议，并基于此协议尽量团结他们。通过共同实践能在政治讨论中形成有原则的团结。在国际范围内重组革命者应成为第四国际内讨论的一个目标。只通过吸收成员到我们组织还不足以建设一个有显著影响的革命国际。第四国际应邀请其他某一国的革命组织或革命的国际团体来开始讨论共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和共同活动的必要性，以及共同探讨应建立哪种类型的组织的问题。

我们知道，寻求与来自其他政治传统的激进分子进行讨论的政策在短期内不会导致与他们统一。我们明白每个托洛茨基主义“国际”的领导人都坚信他们在纲领、战略和策略上的立场是正确的。此外，每个组织都深信有必要仅以自己的组织为核心来建设一个“国际”。即便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仅仅围绕我们自己的核心来进行原始积累，还不足以建设一个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国际。我们总会从其他各种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传统中，甚至从托洛茨基主义以外的力量学到一些东西。在许多派别和组织中，有各种各样有价值的经验和活动者。若能将对理论和纲领的辩论和对全球各地爆发的阶级斗争的参与这两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那么各种力量的将会重组和整合。

临时结论

本文件是为第四国际下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辩论的第一次联合努力的基础。我们保卫与现实紧密相联的国际，这个国际要能在当前局势中抓住时机，并应为建设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国际而努力。基于本文件的政治要点，我们希望在第四国际内部和外部的革命派别中发起一场广泛的辩论。我们将在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宣扬我们的理念，此外还会在世界代表大会上宣扬我们的理念——没有任何理由再推迟大会的召开，下次大会必须在2018年举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和每一个愿意与我们沟通的第四国际同志和支部共同发起这场辩论。我们希望这场辩论能够尊重分歧，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此辩论的开展可以加强我们国际。为此，作为向那个方向发展的进一步努力，我们将组织一场国际会议，并且推动第四国际内部的政治重组，这还涉及到要提供一项替代第四国际多数派主张的方案。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尽可能广泛的政治派别，以保卫并确定建设一个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国际的现实意义。

初始签署人：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NPA）：

克萨维尔·盖苏（Xavier Guessou），新反资本主义党全国政治委员会委员

阿尔梅勒·贝尔图斯（Armelle Pertus），新反资本主义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盖勒·基朗德（Gaël Quirante），新反资本主义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朱丽叶·斯坦（Juliette Stein），新反资本主义党全国政治委员会委员

西班牙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IZAR）：

马里亚浩·特鲁埃尔（Mariajo Teruel），马拉加省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政治领导人

哈维尔·卡斯蒂略（Javier Castillo），马德里省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政治领导人

托马斯·马丁内斯（Tomás Martínez），阿尔梅丽亚省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政治领导人

鲁本·基朗德（Rubén Quirante），格兰纳达省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政治领导人

美国社会主义行动党（Socialist Action）：

杰夫·麦克勒（Jeff Mackler），社会主义行动党全国书记

迈克尔·施雷伯（Michael Schreiber），《社会主义行动报》编辑

克里斯汀·玛丽（Christine Marie），社会主义行动党政治委员会委员

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派/社会主义行动同盟（Socialist Action/Ligue pour l’Action Socialiste）：

巴里·魏斯勒德（Barry Weisleder），社会主义行动派/社会主义行动同盟联邦书记

伊丽莎白·拜斯（Elizabeth Byce），社会主义行动派/社会主义行动同盟联邦司库

朱利叶斯·阿斯科特（Julius Arscott），社会主义行动派/社会主义行动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

意大利：

朱赛佩·卡雷塔（Giuseppe Caretta），格瓦拉集体（Collettivo Guevara）成员

安杰罗·卡尔多内（Angelo Cardone），格瓦拉集体成员

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OKDE-Spartakos）：

克雷安西斯·安东尼乌（Kleanthis Antoniou），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政治局委员

塔克西亚尔希斯·埃弗斯塔西乌（Taxiarhis Efstathiou），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中央委员会委员、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全国协调部成员、公共部门员工全国联合会中央理事会成员

法尼·俄伊科诺米都（Fani Oikonomidou），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政治局委员

马诺斯·斯库佛卢（Manos Skoufoglou），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中央委员会委员，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中央协调委员会委员

科斯达斯·斯科苏利斯（Kostas Skordoulis），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监查委员会委员